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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光岳楼藏着多少玄机 留下多少故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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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1-10 16:21:31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  我们此次开辟“聊城文保档案”栏目,旨在走近聊城这些“老居民”——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去触摸聊城先人曾经澎湃的脉动,去体悟他们留下的智慧和启发。兴许,一砖一瓦之上,就有他们留存下来的劳动的汗液味儿。一陶一罐之内,就有先人启迪我们的玄机和奥妙。
  越知聊城,越爱聊城!知,本着客观,带着理性,不拔高,不杜撰。在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发达的今天,我们已具备应有的才智和涵养,为“文保”做一份负责的档案,留下一份小记。
  该栏目尊重史料,但力避简单的堆砌,我们期望从中找到生动的故事、鲜活的人物。不得不说,我们的采写水平有限,“聊城文保档案”栏目仅是抛砖之举,期待方家之玉才是正道。
  在此,诚邀聊城各界人士,为栏目提宝贵意见,提供新闻线索,让我们追随先人之足迹,一起发现家乡之美。(全媒体记者 林志滨)
  2010年,聊城古城区四大街开挖地下管沟,出现了令人惊叹的一幕:两条暗道东西平行走向,在光岳楼的底部对称穿越。
  这两条暗道为青砖垒砌,拱形结构,高约150厘米,宽约70厘米。这样规格的暗道,人可以在里面藏身,也可以穿行,排水疏涝更是不输现在的地下管道。它,是地道还是排水管道?
  聊城光岳楼管理处主任魏聊说,可以确定的是,暗道是先于光岳楼而建的。
  在随后的保护开发中,施工人员又陆续在聊城古城区发现了多处暗道。这些暗道并没有连通起来,而是一段一段中断而散落,都看似“半拉子工程”。这与平行穿越光岳楼的暗道又有什么关系呢?
  ……
  让我们现代人叫绝的是,在600多年前,光岳楼的建设和东昌古城由土城到砖城的改造是一揽子工程,有精密的整体规划设计。光岳楼,又名“余木楼”,也证明了这一点,即由其他工程剩余物料而建。作为光岳楼的建造者,陈镛又是“何方神圣”?
  今天,我们为您讲述关于这座楼阁的故事。
  身世:
  明朝民工一个随意涂鸦
  揭开光岳楼的始建时间
  先说说光岳楼大体的构造,分为墩台、主楼两部分。墩台即下方由砖石砌成的“底座”;主楼,即墩台之上的四层木结构楼阁。
  时光回到1992年,工作人员曾对光岳楼的墩台进行维修。当拆开北门写有“武定”的石匾额,人们发现石匾背面题写了一行字:“洪武五年”。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儿。
  魏聊说,这四个字,字迹为阳刻线,且较为潦草,可以认定是当时的民工无聊之时雕刻的。
  这样一个无聊之举,对今天我们了解光岳楼,可真是起了关键作用:明确了建造的年代。因为仅有的记载光岳楼维修的两通碑石,均未详细记载其开始建造年份。而目前已经明确的是,光岳楼建成的时间为明洪武七年(1374年)。
  按古代的习惯,记载一项工程,一般是在竣工时或竣工后。光岳楼的记载也不例外。当时,大明王朝刚刚建立,国力尚不强大,各方面的技术力量不够完备,而光岳楼的结构又较为复杂,其建成肯定不是一蹴而就的,建设的年限应该不下数年。魏聊认为,根据民工无聊雕刻的“洪武五年”,综合其他方面,可以推断,洪武五年开始建造光岳楼,至少是墩台工程已经开始。这样,才保证了洪武七年整体竣工。
  如将光岳楼比作一个孩子,其出生年份大体清楚了,即洪武五年(1372年)开建,洪武七年(1374年)竣工。在2014年,聊城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,那一年光岳楼640岁。
  600多年来,任凭兵荒马乱、朝代更替、风雨侵袭……光岳楼傲然屹立,雄伟庄严,完好地保存下来。放眼全国,它也堪称楼阁中首屈一指的“老寿星”。仅从建筑本身来说,江南三大名楼——岳阳楼、滕王阁、黄鹤楼,也甘拜下风,因为它们的真身原貌早已不复存在,均是在后来重建的。
  从现代观点来看,光岳楼木结构的设计和施工水平,也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准。
  那么,光岳楼——这样一个旷世之作的设计者,姓甚名谁呢?聊城一直有这样一个传说,说明洪武初年鲁班显灵为道士,手捧一个楼阁的模型,对工程设计进行了点化。当然,这个传说是荒诞的。
  真相,往往是令我们遗憾的。
  在封建社会,统治者对工程技术一向轻视,一般不予记载设计者。这就像制作贡品的很多匠人,他们常常要冒着杀头的危险,在器物的隐蔽处作记留名,为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名分。
  但时至今日,人们也没能在有关的古书典籍中,发现一丝关于光岳楼设计者的消息。不得不说,这真是一件憾事!
  令我们稍感欣慰的是,作为光岳楼建设者中的一员,他们毕竟也留下了自己的字迹--“洪武五年”的无聊涂鸦。或许,这就是他们劳作歇息时的随手之举,却得以传世。历史,常常是吊诡的。
  背后:
  在大明王朝初建的动荡年代里
  一座城池周密的改造让人惊叹
  “巍巍然,峨峨然……手可摘星辰,不是过也”“天下所无”“虽黄鹤岳阳亦当望拜”……对光岳楼的赞誉,不止在现代。其雄伟高大,而不失婀娜多姿,征服了历朝历代,康熙、乾隆等帝皆登临题匾赋诗,更是明证。
  这样一座宏伟的建在城中央的建筑,堪称古城当时的“首席地标”,应属浩荡的工程。可是,其始建的洪武初年,正是大明王朝刚刚草建之时,国力不济,社会动荡,更致命的是元朝残余骑兵常来突袭。
  在这样复杂而不济的社会环境下,为何要不惜财力建设光岳楼呢?这就要从一个人说起,主持建造光岳楼的陈镛。
  话说1367年,曾经的放牛娃朱元璋接近登上皇位,在战场上节节取胜,已在应天(今南京)站稳了脚跟。胜勇追穷寇,他当即又命徐达为大将军、常遇春为副将,率师北上,揭开北征讨元的序幕。很快,徐达便攻克济南。
  第二年,即1368年正月,朱元璋在南京正式称帝,改国号为明,建元洪武。当年二月,朱元璋的大将常遇春沿着运河而上,攻克东昌古城。这期间,徐达、常遇春手下的一个将军留下来,据守东昌府。这个将军就是陈镛。
  史料记载,陈镛的职位是平山卫守御指挥。平山卫,类似于今天的一个地方军事机构,东昌府一带应在其管辖之内。魏聊说,守御指挥应该是这个军事机构的“一把手”。当时的背景是,军事机构兼管着地方事务。
  也就是说,在当时的东昌府一带,陈镛掌管着军政大权。这个陈镛,是不是个好官呢?从史书记载看,答案是肯定的。他是东昌府武职官员中唯一列入《山东通志》的名宦。这本古籍对陈镛做了这样简短的描述:“在镇十二年,军民安乐,有古良将风。”
  除此之外,权威的史书对陈镛这个人的记载显得较为吝啬,再无更多记述。但是,陈镛确为一名勤政有为的官员。据记载,攻克东昌古城的第二年,刚刚上任的陈镛便开始着手干了一件大事:整体改建这座城池。
  据说,东昌古城,是宋熙宁三年(1070年)始建的,四周由泥土堆砌成城墙,即为土城。而陈镛要做的是,将这座土城改建为砖城,这样防卫的能力就更强了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,这项工程应该是相当浩大的。可想而知,陈镛这样做,是相当有魄力的。当时,残余的元军骑兵不甘失败,时而来袭,影响着社会稳定,更关系着刚刚建立的大明江山的存亡。
  对这座改建后的砖城,李廷相于明朝嘉靖四年(1525年)在《重修东昌府城记略》中这样写道:“……城上登望之楼,凡二十有七……楼卒之所舍四十有八。每门有水门、有吊桥、有潜洞、有暗门……”意思是说,城墙了城楼有27个,哨兵的宿舍有48间。可见,这座改建的城池在防御上较为完备,做到了易守难攻。
  由此可见,陈镛主政东昌府非常有为。
  陈镛的了不起之处,远远不止于看得见的城墙,还有看不见的地下工事以及对东昌府城的整体周密规划设计。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:
  2010年,聊城古城区四大街开挖地下管沟,惊现两条暗道,呈东西平行走向,在光岳楼的底部对称穿越。暗道由青砖垒砌,拱形结构,高约150厘米,宽约70厘米。暗道上缘距地表约3.5米,底部基础距地表约5米。也就是说,暗道整体上位于地面以下3米多。
  魏聊说,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推断,这两条暗道确定是先于光岳楼而建的。在近年来的保护开发中,施工人员又陆续在聊城古城区发现了多处散落的暗道。魏聊分析,这些散落的暗道,应是未完工的。本来,它们应该与穿越光岳楼的暗道连通起来的,构成一个完整的地道网络,用于抵抗元军残余势力。之所以没有完工,是因为随着明朝将领的北征,彻底击败了元军,社会日趋稳定。这些地道便失去了其用途。
  假若这些暗道连起来,作为排水系统,在当今也应是城市雨污分流的样本。台湾作家龙应台有个关于下水道的论断,即检验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是不是够现代化,一场大雨足矣。这样看,作为主政者的陈镛,在600多年前便通过了检验。
  更让我们现代人叫绝的是,建设光岳楼绝不是一时兴起的“形象工程”,它与东昌古城的改造是一揽子工程。陈镛在着手规划改造东昌古城时,就已经为光岳楼预留好了位置——城中央。不然,很多事情便无法解释:
  如,光岳楼的木构架有32根高度均为11.58米、直径0.6米的木料,这样的木料在北方是罕见的,不是能随意凑齐的。据原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郭博先生(郭沫若之子)实地鉴定,这些木料生长在热带,当来源于遥远的苏禄国(今菲律宾)。光岳楼虽又名“余木楼”,但在当时物资困乏、运输能力较差的年代,“多余”出如此多而珍贵的木料,是几无可能的。可以肯定的是,建设光岳楼是陈镛规划之内的。
  并且,光岳楼也当是为军事目的而建,以“料敌望远,报时报警”,即登高望远,洞察敌情。只因明朝建立后,北方局势很快稳定下来,光岳楼没有发挥其军事功能,而是成为一座文化名城。历史的这一阴差阳错,留给聊城一个重要的文化景观,馈赠这座文化名城一个灵魂。
  弃土城建砖城的魄力和远见,一座城池从地上到地下的整体周密规划……今天的我们都可以从中受到启发。
  漫谈:
  光岳楼,不输江南三大名楼?
  聊城多个县域有陈镛的后人?
  当然,关于东昌古城,关于光岳楼,关于陈镛等,还有很多的记述和观点。这里做一些摘选,以飨读者。
  关于光岳楼的地位。有人拿光岳楼与江南三大名楼--岳阳楼、滕王阁、黄鹤楼作比较。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,从建筑本身来说,三大名楼真身原貌早已不复存在,保存完好的光岳楼理应有更大名气。因此,很多聊城人为光岳楼鸣不平。
  对此,聊城光岳楼管理处主任魏聊比较坦然。他说,文化的积淀,不是一蹴而就的,需要理性看待。文物的有形文化重要,无形文化的力量更大。岳阳楼,因为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情怀和胸襟,已经名垂千古;滕王阁,因为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而名扬天下;黄鹤楼,因为历代名家的赋咏,以诗情与浪漫而蜚声中外。这些无形的文化都是光岳楼无法媲美的。另外,三大名楼所处的地理位置,也处于一个比聊城更高更重要的层次之上。
  但是,这些“虚名的不足”,并不影响光岳楼从古至今给聊城人带来的荣耀和自豪。如,1994年,聊城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,光岳楼的价值和存在,起到了决定性作用。今天,它不仅是聊城的地标和象征,还是聊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根和魂魄。
  另外,光岳楼也较早得到官方保护。1956年12月,光岳楼被山东省政府列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;1988年1月,国务院将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  关于陈镛这个人。据说,今天,陈镛的很多后人分散在聊城多个县域,如冠县、临清等。近年来,还新发现了一些资料,如在冠县辛集镇洼陈村,有一通根据明朝万历元年的石碑而复制的碑刻。自称其后人的村民称,“先祖”陈镛的墓地就在这里。
  还有一个说法:一次偶然的机遇,陈镛利用修建光岳楼剩余的木料做了熏鸡,结果相当好吃。这种熏鸡一代一代传下来,就是今天的东昌府区非遗“堠堌熏鸡”。
  当然,其中一些发现和记述,并不一定确凿。我们期待更多爱聊城的有识之士,进一步研究探讨。本文图片由林虎、张昊、魏聊拍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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